主新派承袭朱子经传之分说，并以传文之中的新之种种说法，印证经文在新民之合理性。

新字则在不同领域表现出其意义：在道统领域，在以道自任的儒家共同体，德性生命的展开与实现是一个自新不已之过程。父子之间讲民主，则父兄不能管教其子弟。

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。(14)秦笃辉：《经学质疑录》卷十五，清道光墨缘馆刻本。无疑在这场争论的过程之中，随着《大学》主题的阐释，儒家新民的思想路线、亲民的德治传统、为政次第都一道清晰起来。徐复观先生的修己治人之辩、新亲之辩得到了牟宗三先生(1909-1995)的强力支持。正德求诸己，利用、厚生归诸人，而亦必教之以德性的觉醒。

入官守法，仕者之所遵，而非学者之事，故《大学》不以之立教。他们虽与同时代的台湾自由主义者颇多分歧，但却从不否定消极自由，反而以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欠缺的，必须加以吸收的。顾应祥(1483-1565)指出：《大学》古本在亲民，程子以为当作新，朱子以为程子存疑之辞。

墨氏欲亲民，视其亲亦如民耳。在今日，就叫他是集权专制者，独裁者。在某，则谓其本无脱误，悉从其旧而已矣。语势悬绝，岂可因有新之一字，不顾语脉之歧，强比而同之乎？自此字一改，《大学》身无完肤矣。

尊生不是尊其生物的生，而是尊其德性人格的生，尊其有成为德性人格的可能的生。(42)牟宗三：《历史哲学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69—171页。

⑥阳明的这番话完全是针对朱子主新的论证而发的，作新民之新与在新民之新确实不同，前者是自新，后者则是使民新，而君子贤贤亲亲、民之父母等文本，于新并无发明，显然在阳明看来，朱子新之以传文考之则有据，实不足为据。观南元善问政，则主体自是从政之君子，明明德与亲民皆是针对君子而论的。*本文初稿曾宣读于台湾大学儒学研讨会第21次会议(2009年12月13日)，承蒙郭晓东、丁为祥、蔡振丰、陈昭瑛、陈少明、高瑞泉诸师友先后提出不同建设性意见与评论，后又承彭国翔、张丰乾、黎汉基等君指正，此再修稿已酌而采之。近年来李泽厚先生大谈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别，(43)实际上仍是这一思想谱系的当代延续。

在这场有关亲、新之辩中，一字之定夺取决于以下诸种因素的综合考量：1.《大学》文本本身的前后呼应的关系。他一再强调德治的本质是对统治者提出要求，是责备统治者，而不是责备人民。以治人之度自治，是为礼不敬也。这并不是说养民不重要，养民之道早为王者自制为成宪。

因此，后文之种种新字并不能成为易前文之亲为新的证据。新字则在不同领域表现出其意义：在道统领域，在以道自任的儒家共同体，德性生命的展开与实现是一个自新不已之过程。

牟宗三先生亦着意强调说，儒家之教完全是最起码的人道之教，不是西方宗教意义上的教，故中国以前的政教合一与西方不同。修己治人的标准有着严格区别：修己的标准总是将自然生命不断地向德性上提，决不在自然生命上立足，决不在自然生命的要求上安设人生的价值。

若夫谨庠序、兴礼乐，则又在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之后，所谓劳来匡直辅翼使自得之，渐民以仁，摩民以义，使之浃于肌肤，沦于骨髓，而礼乐可兴者，传皆未之及也。盖王者继乱之余，人心陷溺，风俗大坏，必先自明其德，以示之标准，俾有所观感，而兴起以去其旧染之污，而后可以施吾不忍人之政，不然则虽有良法美意而人心不正，法之所立，弊辄随之，而国卒不可得治矣。但在传统儒家思想之中，从未有人明确将政治与道德、教化加以区隔，儒家讲治道、讲德治，虽涉及修己治人、养教之关系问题，但毕竟未明白标出此属于道德领域，彼属于政治领域，领域不同，游戏规则各异。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等文本也是发明新字之义的，更不用提传文中五处历引新之文句了。孟子和荀子也都继承并发挥了这一主张。亲新二言之间乃吾道异端之界。

夫子有言《书》云：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后者在论述儒家德化的治道时指出，德之最高原则是直接以主观服从客观，客观系指人民，人民直须如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客观地肯定之，如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还之，全幅让开，顺此存在的生命个体所固有之人性、人情而成全之以达乎人道。

只有以养民为内容的亲民，才是统治者对人民的真正的试金石，而无法行其伪……所以王阳明的反对改亲民为新民，乃有其伟大的政治意义。两人的分歧实是表现在对《大学》主题的解读上面，朱子认为《大学》的主题是教育问题，他反复强调《大学》之书，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，朱子之主新与其对《大学》这一教主题的定位密切相关。

(33)牟宗三：《道德的理想主义》，第144页。举其全功而言之，故必如汤之曰新又新，武王之作新，文王之新命，以至亲贤乐利各得其所，而后为新民之极。

(19)明代理学家蔡清(1453-1508)尽管认为亲当为新字，但他同时又指出：新民之事只是劳之、来之、匡之、直之、辅之、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从而振德之……新民二字，固是就教化上说，然非制田里，教树畜，立法制，以安其生，则亦无以为施教化之地也。汉儒有改读经字者，而大学之道在亲民，不得援此例。而一旦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(民主宪政)，一旦政道获得一客观的架构，则新之价值不仅不容抹杀，而且对此制度架构自有提升与滋润之作用。明之者，去其物欲之蔽，以全其本体之明焉耳，非能有以增益之也。

而王阳明《传习录》第一条即是对此改法的质疑。其实大学之道始终以化民易俗为主，故谓之新民，不可谓之亲民。

尽管朱子的章句在后来也成了经典，但在当时，朱子之改字是受到强烈质疑的，毕竟轻改经文，是注家之大忌：曰：程子之改亲为新也，何所据？子之从之，又何所考而必其然耶？且以己意轻改经文，恐非传疑之义，奈何？曰：若无所考而辄改之，则诚若吾子之讥矣。孔子讲修己时即主张居无求安，食无求饱，甚至要求杀身成仁。
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出自自由主义传统的西方当代学者，在讨论《大学》文本时，对新、亲之异所蕴含的政治态度的差异不仅没有丝毫的敏感，而且大赞新字之自由的意味。二王阳明之亲王阳明对朱子的《大学章句》颇多不满，他坚持认为《大学》一书本来就止为一篇，并无朱子所谓的经传之分，更无缺传可补：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。

如作亲字，则与上面明明德意思较为有隔。③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四，《朱子全书》，第14册，第445页。但在政治上，则只是节用而爱民，因民之利而利之，以至老者安之，少者怀之。阳明早已说过作新民之新，是自新之民，与在新民之新不同，又说作字却与亲字相对，然非亲字义，均是强调作新民之新字属于民字。

另参狄百瑞著，刘莹译：《大学》作为自由传统，收入《儒家与自由主义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184-193页。先饮食而后教诲，谓治人也……先其事，后其食，谓治身也……求诸己谓之厚，求诸人谓之薄。

(18)刘光蕡：《大学古义》，民国刻烟霞草堂遗书本，第1页。况传者历引五新字，正为新民而设。

而我们对照郭店竹简，《老子》通行本六亲不和，竹简本作六新不和，名与身孰亲，竹简亦作名与身孰新。我们不妨看看他晚年所撰的《大学问》中有关亲民的说法：曰：物有本末：先儒以明德为本，新民为末，两物而内外相对也。